前言

周恩来一生公私分明，从来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。

但1971年，在得知远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通过了北京军区的征兵选拔，正式成为一名军人时，周恩来却拨通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电话，他有一件私事要请李德生帮忙，他想让李德生帮忙取消周秉建的参军资格……

“秉建， 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”

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6个子女，周秉建是周恩寿最小的女儿，也就是周恩来的侄女，出生于1952年。

从左往右：周秉宜、周秉华、周秉和、周恩来、周秉建、王士琴、周秉德

由于周恩寿家里孩子多，养活起来不容易，周恩来便和弟弟共同承担起了养育侄儿们的责任，每个月贴补给弟弟200元，用于他们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。

养育的责任常常伴随着教育的责任。

作为周家的“大家长”，周恩来在养育侄儿们的同时，自然也担负了一份教育他们的职责。

但周恩来不是一位普通的“家长”，他是一国总理。别的家长抱着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愿望，希望孩子们出人头地，过上人人羡慕的富裕生活。周恩来却抱着一颗为国尽忠的心，他希望侄儿们做一个普通人，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，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。

周秉建记得，周恩来在世时常常叮嘱家里人，让他们忘掉总理亲属这层身份，融入到人民当中，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。

周秉建就是在周恩来这样的教导下长大的。

小时候，周秉建和父母住的地方，是很多人一起住的大杂院，和北京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。

大杂院很简陋、也很拥挤，没有单独的厨房、厕所，上厕所要走好一段路，尽管有一口水井，但也是公用的。周秉建一家挤在几十平米的房子里，每个人的私人空间很小，有很多生活上的不便。

每天早晨在固定的时间，一辆垃圾车会沿街摇铃收取居民垃圾。一听到摇铃声，周秉建和家人不管在忙什么，都必须赶紧拎着垃圾袋跑出去，扔到车上。如果稍微晚一点，垃圾车就会“无情”的走掉。

冬天，北京城里的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用来过冬的煤球和白菜。

每当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，周秉建一家就要自己做煤球、煤饼。那段日子里，大杂院里每天都堆放着黑乎乎的一片煤球。

一入冬，菜市场门口连续好几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都是来买白菜的老百姓。买完后，大家又蹬着三轮车把一车的白菜载回家，好像把一冬天的“温饱”都带回家了。

周秉建从小就是过着这种最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。

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下，周秉建等亲属们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做普通人，没有享受过特殊的待遇。相反的，有时候为了“避嫌”，他们还要放弃他们本该享有的权利和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机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给首长及其亲属们提供娱乐，每到周末，中南海小礼堂会播放电影。按照规定，周恩来的亲属们都可以到小礼堂观看。但周恩来坚决不准他们去，他不想让亲属靠他“沾光”。

当时，中南海小礼堂放映的电影都是当年的经典佳作，一般人都要千方百计地一睹为快。但周恩来的亲属们明明有这样宝贵的机会，却只能忍痛放弃。

在很多年的时间里，在周恩来一再地强调下，亲属们一直保持着低调，他们不依靠周恩来的地位和名声搞一丁点特殊。在工作中，他们不担任重要职务，大多数是普通职工。在生活中，他们都懂得自律，从不违背家风家教。他们是周恩来的亲属，也是千千万万平凡人中的一员。

在周恩来家教从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下，周秉建一天天长大了。像对待其他侄儿一样，周恩来对周秉建也有着殷切的期望，希望她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。

周秉建后来回忆：

伯父和七妈（按家族规矩，周秉建称邓颖超为七妈）总是说，比起牺牲的烈士和战友，他们没什么可以夸耀自己的。对我们这些孩子的要求，就更严了。就是要让我们做普通劳动者，做普通老百姓，做实事，讲实话。

1968年，周秉建听从周恩来的教导，同时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义不容辞地到了中国最艰苦的地方之一：内蒙古。

临行前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嘱咐周秉建：“秉建， 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， 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”

周秉建踌躇满志，斩钉截铁地告诉伯父：“伯伯，您放心。”

周恩来希望周秉建到祖国较为艰苦的地方去，学习当地的语言，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，为当地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周秉建把伯父的嘱咐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1968年，年仅16岁的周秉建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北京出发去内蒙古，经过一路颠簸，一路跋山涉水，终于顺利抵达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，开始了她在这里的生活和劳动。

内蒙古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，要真正适应这地方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周秉建面临的是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和考验。

牧区的牧民们每天早上只喝奶茶裹腹，中午吃面食，晚上仍然喝奶茶。

一开始，周秉建闻不了奶茶的味道，更喝不惯奶茶，跟前又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，只能饿着，常常一饿就是一整天。过度的饥饿让周秉建招架不住，饿到极限时，她的心里又心酸又委屈，眼泪不听话地往外冒。

但周秉建是那种很执着，不愿意服输的人，越是遇到困难，越能够激发她的斗志。她明白，要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就必须适应这里的饮食方式。

于是，周秉建硬着头皮喝下了一碗碗奶茶。经过一次次的“训练”，她终于不再抵触奶茶，甚至能够享受喝奶茶的滋味和感觉。

此后，周秉建又学习了骑马，帮助当地老百姓挤奶、剪毛、接羊羔……很快，草原上的各种活计，她都通通不在话下。

就这样，周秉建渐渐适应了草原的生活，也渐渐爱上了草原，爱上了草原的蓝天白云。草原上的每一头牛，每一匹马，每一个善良淳朴的牧人，都像是她最亲密的朋友。

牧区人民对待周秉建也像家人一样，给予了背井离乡的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，让她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牧区人民把热情、善良展示给了周秉建，周秉建也给牧区人民展示了她的大胆和勇敢。

有一天，周秉建和姐妹们到山坡上放羊，突然四面狂风呼啸，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，伙伴们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，她们尖叫着，有的甚至急得哭了出来。

几分钟后，风越来越大，每走一步都举步维艰，想要回去是不可能了。如果再不做点什么，只怕大家都会被冻伤。

当所有人不知所措时，是周秉建站了出来，她没有慌张，而是一边安慰姐妹们，一边嘱咐大家看好羊群，指挥大家把羊聚集到一起，所有人跑到羊群中心躲避。

那天晚上，北风呼呼地刮了一整夜，气温只有零下几度。但大家抱作一团，四周又有羊毛挡风御寒，最终都安然无恙。

是周秉建用她的冷静和胆识保护了大家。

第二天，天刚微微亮，周秉建和姐妹们高高兴兴地赶着羊群回家了。

牧民们听说了这件事，都称赞周秉建从容不迫、勇气可嘉。

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，周秉建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，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，亲身体验了他们劳动的艰辛和快乐，与当地融为一体。大草原记载了周秉建青春岁月里的酸甜苦辣和欢声笑语，让她一辈子回味无穷。

周秉建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。

周恩来：德生，于公于私帮我办妥这事

然而，周秉建只有十几岁，她的路还很长，在内蒙古的生活只是她人生路上的一段风景。她知道，青春是用来奋斗的，她还想尝试更多的可能。

1970年，北京军区到内蒙古征兵，牧民们认为周秉建是当兵的好苗子，纷纷鼓励她报名参军。

在那个年代，当兵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，周秉建也想像书里的革命英雄一样，有一天登上战场，捍卫国家，保护人民。

因此，她毫不犹豫地报名了，并通过了各方面考核，顺利参军。

得知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，周秉建高兴地不能自已。这不仅意味着她实现了当兵的愿望，也意味着她即将回到父亲、母亲、伯父、伯母的身边。

不久后，周秉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内蒙古的父老乡亲，告别了她生活了两年多的大草原，回到北京，进入了新兵连，接受日常的新兵训练。

得知周秉建回到了北京，而且成功参军，周恩来陷入沉思。他担心周秉建之所以能够参军，是北京军区哪位首长知会过，并把“怀疑”的目标锁定在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身上，让邓颖超派人去调查这件事。

在邓颖超的授意下，周恩来的两位秘书接过了这项调查任务。

当秘书们前往北京军区了解情况时，北京军区的同志告诉他们：“没有任何首长给征兵的同志打招呼，周秉建完全是通过正当手续入伍的。”

两位秘书觉得一面之词不好下结论，为了把情况了解得全面些，他们决定去找周秉建本人，听听她怎么说。

当时，周秉建正在北京郊区黄村参加新兵训练，秘书们专程去那里见了她。

周恩来的秘书问她：“秉建，你是怎么参的军？是不是郑叔叔（郑维山）或其他部队首长给征兵的同志打了招呼？”

周秉建如实地说：“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，是我自己报了名，经过体检、政治审查，通过正常手续参的军。”

秘书又问：“那周总理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，怎么办？”

周秉建说：“伯伯要我回去，我就回去。”

秘书继续问：“你已经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，再回去想得通吗？”

周秉建说：“那我得听伯伯的话。”

把情况彻底调查清楚后，两位秘书便报告给了邓颖超。

两位秘书是看着周秉建长大的，对她也很关心。他们觉得，周秉建是走正规程序通过征兵选拔的，如果被退回到以前的小队里，怕是会被人议论。

于是，在向邓颖超报告相关情况时，他们说出了自己的考虑，提议：把秉建调到别的小队比较好。

邓颖超听了觉得有道理，说：“那你们就去跟总理说说看。”

于是，秘书们又把调查的结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，并转告了周秉建的意思：“秉建表示‘愿意听伯伯的话’，还回内蒙插队的地方去。”

周恩来感到十分欣慰，说：“那好啊。”

与此同时，秘书把他们的想法讲了出来：“这次回去，想给周秉建换个小队，但还是在原来的盟里。”

周恩来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秘书说明了他们的担忧：“原来小队里的人都知道秉建是通过正常手续参的军，现在突然回来了，不太好向牧民交待，担心他们会不会产生些什么议论和想法？”

周恩来摆摆手说：“不要紧，从哪里来还是到哪里去，还是回原来的小队。”

把情况摸清楚，周恩来便开始着手处理把周秉建退回的事情，并拨通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电话。

电话接通后，周恩来直接表明了他的意图，请李德生帮忙把周秉建退回内蒙古：“德生，于公于私帮我办妥这事。”李德生清楚周恩来一直以来严格要求家人的处事作风，便抓紧时间去办理了。

不久后，北京军区批准退回周秉建，周秉建又回到了草原。

虽然周秉建当兵的事情了结了，但周恩来心里始终没有放下这件事。

他觉得，如果这件事背后真的有人特别关照过，一定要对那个人提出批评，纠正这样的不正之风，彻底杜绝有人给他的亲属开后门。

有一天，周恩来见到郑维山，问他：“我那个侄女在内蒙插队，是不是你给征兵的人打过招呼？”

郑维山摇头道：“没有这事，总理，我可没打过招呼。”

周恩来半信半疑：“我怀疑是你打过招呼。”

郑维山连忙说：“总理，孩子当兵的事我真的没有打过招呼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我已经把她退回去了。”

郑维山说：“让退回去是总理的指示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知道郑维山确实没有给周秉建开后门，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下来。

周恩来的临终嘱咐

在许多年的时间里，周恩来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也严格要求家人，他的这种作风保持了一辈子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

1976年1月，周恩来病情危急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周恩来便开始安排身后事，并嘱咐邓颖超：“希望我的家属留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不要来北京。”邓颖超把他的嘱咐放在了心上。
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逝世。邓颖超派人挨个联系外地的亲属，让他们坚守工作岗位，切勿到北京来。

当时，周秉建是内蒙古大学的一名学生，正在学校上课。1976年1月9日早上，学校的广播站播送了周恩来总理不幸的消息，周秉建听后泪如雨下。

当天，她就收到了从北京发来的电报，上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写着：“听到消息，千万不要回京。”

周秉建明白，这是伯父、七妈一贯的严格要求。

周恩来的葬礼由三部分组成：遗体告别式、吊唁仪式、追悼会。在整个葬礼中，邓颖超要求亲属们站在角落里，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与此同时，邓颖超还特别吩咐相关工作人员：不要给亲属照相，更不要在报纸上刊登亲属们的任何事情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是始终如一的。

虽然周恩来去世了，但他的教导将永远铭记在周秉建的心中。

1979年，周秉建嫁给了一位内蒙古籍歌手：拉苏荣。

从那天起，她便不再是草原的“客人”。她真正在草原上扎下了根，而且扎得很深很深。从此以后，这里有了她的家，有了她的家人，她和草原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1980年，周秉建大学毕业后，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准备任命她为区团委副书记，周秉建没有答应，而是到了职务、待遇都不高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研究所。

1994年，由于母亲王士琴生病，需要人照顾，周秉建和丈夫拉苏荣回到了北京，进入了国家财政部。

1998年，国家政府机构面临优化调整，周秉建舍弃了人人羡慕的政府公务员，去了事业单位，在财政部下面的培训机构任职。

在许多人看来，周秉建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。但在周秉建自己看来，她不过是做了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，她甘愿做一个普通人，这是伯父周恩来一直教育她的。

后来，周秉建回忆：

我们知道，伯父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做人，永远扎根于基层，这是为了我们的一生着想，况且我们也应该这样做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，做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。

后记

周恩来一直严格要求亲属，教育亲属要做平凡的普通人，决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享受特权，这种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......

参考书目：

《周恩来的故事》